公民向有關部門舉報違法犯罪現象，既是行使監(jiān)督權和舉報權、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管理的一種方式，也可以為懲治腐敗、打擊違法犯罪提供線索，貢獻智慧和力量。所以，黨紀國法明確了保障公民舉報權的原則和措施。然而遺憾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屢屢聽到被舉報者安然無恙、舉報者飽受迫害的慘烈故 事，看到“把秦香蓮的狀紙批轉陳世美同志閱處”之類的荒唐鬧劇。

    舉報者陷入舉報困境，或者像秦香蓮那樣陷入了致命的“舉報怪圈”，一定是在某些個環(huán)節(jié)上出了問題。本報今天披露的山東兗州礦業(yè)集團駐上海聯絡處黨總支副書記秦淑苓因舉報而遭受打擊報復的經歷，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秦淑苓依法對自己所在單位負責人違紀違法的問題進行實名舉報，孰料在經組織調查證實舉報問題屬實且涉及金額巨大的情況下，被舉報人不僅沒受到任何法律懲處，相反仍然被安排繼續(xù)擔任原有職務。在近兩年時間里，秦淑苓和她的家人多次遭到被舉報人的恐嚇、辱罵、毆打，心力交瘁，困苦不堪。

    從報道中可以感覺到，秦淑苓面對的其實并不只是一個涉嫌經濟問題的負責人，在這個負責人的周圍或背后，隱隱約約仿佛存在著一個巨大而無形的“場”，在以一種特殊的規(guī)律和節(jié)奏發(fā)揮作用。據知情人透露，由于山東省紀委方面壓力，去年兗礦集團對該負責人的調查非常認真，并在去年6月將其停職，當時負責調查此案的集團紀委書記還堅持要對其實行“雙開”，但隨后兗礦集團高層人事發(fā)生變動，“再加上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該負責人不但避免了被“雙開”，而且成功地官復原職。那些幫助該負責人渡過難關并東山再起的人，那些對他肆意打擊報復秦淑苓的行為不聞不問的人，以及那些以“歷史遺留”為由對他網開一面并堅持保護他的“創(chuàng)業(yè)熱情”的人，他們對作為被舉報者的該負責人是一種態(tài)度，對作為舉報者的秦淑苓又是一種態(tài)度，其間的厚此薄彼與冷暖變化，令人疑慮而又耐人尋味。

    當年清朝取代明朝后，清高宗為了倡導忠于一朝一姓的道德，將劉良佐、洪承疇、錢謙益等歸降清朝的原明朝官員貶入“貳臣”之列。出于一種警惕心理，清朝是不可能對“貳臣”予以褒獎與重用的。而今有一些人，雖然并不一定與涉嫌違法犯罪的被舉報者有什么曖昧關系，但卻不會對舉報者的遭遇抱以理解與同情，不會號召干部群眾向舉報者學習。這種十分敏感而微妙的心態(tài)，與上述那種對待“貳臣”的態(tài)度頗為類似。一旦將舉報違法犯罪的秦淑苓們視為“貳臣”，那么，對于他們提出的依法懲處被舉報者的要求，保護他們免遭打擊報復的要求，有關方面便不會有太高的積極性，也不會產生多大的動力。

    舉報困境就是這樣形成的，秦淑苓們就是這樣為舉報違法犯罪落得“流血又流淚”的下場的。必須打破舉報怪圈，必須切實維護舉報者的權益，這是一種鮮明的“政治正確性”，來不得半點兒茍且和懈怠。(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