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法律學(xué)者和專家在傳媒上呼吁中國盡早廢除死刑。從長遠看，這是一個合乎世界潮流、也是很人道的理念。但是，3月14日國務(wù)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示：“出于我們的國情，我們不能夠取消死刑�！睂Υ宋遗e雙手贊成。在現(xiàn)階段，我國的死刑還不能廢除。非但不能廢除，而且在對某些犯罪的量刑上， 還應(yīng)當嚴格標準，準確實施，比如說貪污受賄罪。

　　我不是一個殘忍的人。有一個事實可以佐證：我曾先后在部隊、地方的保衛(wèi)和司法部門工作多年，有過多次參加宣判大會特別是去觀看槍斃犯人的機會，可是我一次也沒有去過刑場。我覺得，一個活活的生命，在一瞬間被“執(zhí)行”了，旁觀者沒有資格幸災(zāi)樂禍。于是每次有人喊我一同前往時，均以種種理由予以拒絕。當然我不是主持者和執(zhí)法人，所以才有去否兩可的便利。

　　法律專家和學(xué)者所提出的關(guān)于廢除死刑的呼吁，主要是針對貪污受賄一類犯罪分子而言的。他們的理由是，此類的犯罪分子——當然是貪污受賄數(shù)額巨大者，如果不殺，不會對社會安全造成威脅和隱患，這話當然有一定的法理依據(jù)。我作為一個法學(xué)理論的門外漢，本沒有置喙的資格。不過我想說的是，廢除或修改一項法律條款，必須經(jīng)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人大常委會的討論并獲得通過以后才能正式生效。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改變法律條款——包括對條款的不準確解釋和不恰當運用。而目前我們在依據(jù)法律的判罰方面，卻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比如說死刑，就有“漲價”的趨勢。特別是對于貪污受賄一類的案件，更是突出。

　　有比較才能有鑒別。這里不妨試舉幾例，對此作一解讀。

　　1996年2月，原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xué)，因受賄總價值人民幣61.6萬元，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1998年12月，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姜殿武，因收受他人財物計人民幣17萬余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2003年12月，原中國建設(shè)銀行行長王雪冰因受賄現(xiàn)金和貴重禮品，共計折合人民幣115.14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還可以舉出許多。

　　我注意到，從1997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來，關(guān)于貪污受賄罪的條款從未修改過。既然法律的條款是一貫的，那么對于該款的解釋和執(zhí)行毫無疑問也應(yīng)當是一貫的。然而事實上，這一條款在法院的案件判罰中，卻有大幅度地“漲價”傾向，或曰，王雪冰有立功表現(xiàn)。我覺得這些話只能講給那些不知半點內(nèi)情的人聽。胡建學(xué)也有立功表現(xiàn)，這在判決書上寫得明明白白。立功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就是死刑“漲價”。因為，現(xiàn)在只要挖出一個貪官，很少有低于十萬以下的。而按照《刑法》第383條第一款：“個人貪污數(shù)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死刑……”第386條：“對犯受賄罪的，根據(jù)受賄所得數(shù)額及情節(jié)，依照第383條的規(guī)定處罰�！边@就是說，貪污與受賄在刑罰上是相等的。既然如此，那么幾乎每一個貪官都將人頭落地。想想這樣的情景，真是令人震驚。

　　我國目前的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個中原因，對貪污受賄罪的處罰明顯偏輕是其中之一。當權(quán)力的租賣成為最便利、最賺錢的手段，而這手段同時又是風險系數(shù)最低的時候，甭說制止貪官污吏們洗手不干，哪怕讓他們有所收斂或顧忌，也是困難。而一味地“漲價”，客觀上反而難以起到教化的作用。

　　有鑒于此，我們非但不能廢除死刑，而且各級法院在判處案件的時候，必須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堅持法律的剛性、連續(xù)性、排它性和唯一性，套用一句官方語言就是“該殺的殺，該判的判”，決不能受人為因素的影響而另立標準。因為，國法是國家之公器，不充許任何機關(guān)和個人有絲毫的隨心所欲。 孫貴頌

　責任編輯：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