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農科院領導強調,把這幾個人的自殺,與科技人員生存狀況聯(lián)系在一起,“沒有代表性”。事實上,農科院這些年一直很關心科技人員的工作、生活和學習。
也有受訪者向記者指出,在市場經濟的環(huán)境下,知識分子生存能力不強,面子太薄,心理和精神上普遍比較脆弱,是他們陷入困境的主觀原因。
另
一些人認為,把基礎科學研究全面推向市場,加上科研機制有一些問題,客觀上增加了知識分子的生存壓力,使他們中的意志薄弱者一時感到難以適應。
因此,即便自殺是“偶然”和“個人”原因,還是應該加強對知識分子生存環(huán)境的關注,這是記者在調查自殺事件時,得出的一個“自殺之外”的結論。
斷裂的科研鏈
成立于1901年的湖南農科院,是全國最早建立的省屬農業(yè)科研機構之一。1976年,“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這里使中國在世界上率先實現了三系雜交水稻的商品化,這對中國在20多年里增產3000多億斤糧食有幫助。
中國農學會原副會長、在湖南農科院工作了41年的老院長錢仁研究員認為,造成湖南農業(yè)科研人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體制問題。
本世紀初,科技部要求農業(yè)科研單位改革,把農業(yè)科研單位推向市場。然而,雖然湖南省農科院在上世紀末有段時間曾做得不錯,但總體而言,農業(yè)科研單位想要單純從市場獲得回報來養(yǎng)活自己并發(fā)展基礎研究,難度極大。
湖南省農科院存在和全國省級農科院相同的問題。它與國家農科院及地市農科院體制上分割,各自獨立。這種研究單位的重復設置,不但造成資源浪費,而且,使大家在爭取科研項目和經費方面成為了競爭對手。
在中國,科研經費的審批和發(fā)放由非科研單位決定,缺少科學監(jiān)督機制和問責制,導致有限的科研經費常常被浪費。在急功近利思想下,大量科研資金被集中在某些“重點課題”上,卻忽略了農業(yè)科研是個龐大的研究體系,出成果和成果轉化的周期非常慢的事實。
湖南農科院是個不完整的種植業(yè)科學院。本來,區(qū)域經濟研究中,講究全面發(fā)展、綜合配套,否則,研究成果就會大打折扣。農業(yè)應該包括農林牧副漁,有的省叫“農林科學院”,研究的是“大農業(yè)”。上世紀70年代后期,湖南省將棉花研究所、蠶桑研究所、畜牧研究所3個原屬農科院的研究所劃給了農業(yè)廳主管。
體制的缺陷導致了科研鏈的中斷,比如說畜牧業(yè)的研究要研究飼料,而飼料的研究必然涉及種植業(yè)。湖南農科院研究種植業(yè)中涉及畜牧業(yè)時只能求助外邊的研究所,既增加了科研難度也增加了成本。
項目與經費繃緊了弦
湖南農科院是差額撥款事業(yè)單位,科研人員一直存在經費壓力。但全省18個省級農業(yè)研究所中,農業(yè)廳主管的5個是全額撥款,而農科院的13個是差額撥款。
據現任院領導介紹,省財政對湖南省農科院的事業(yè)費在逐年增加,1999年只有2956萬元,2004年已增加到5153萬元。但是,光基本工資這一塊,每年的缺口就達一半以上。
差額撥款意味著基本工資的一部分需要自想辦法。但院里的管理干部包括司機是拿全額工資,而科研人員只能靠自己找科研經費養(yǎng)活自己。搞不到經費,科研人員就拿不到全額工資,甚至面臨下崗。
但科研人員在全院所占的比率很小。全院在冊職工2889人,其中行政后勤人員有450多人,在職處級干部131人,離退休人員1183人,工人859人,第一線的科研人員只有400來人。
而這400來人就成了院里的“搖錢樹”,搖來了科研經費就是功臣,否則就會成為眾矢之的。
植保所研究員黃河清說,他在昆蟲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解決了南方甘蔗和黃土高原多年未解決的“粟飛螟”蟲害問題,因此,他在2001年被評為研究員。課題結束了,他又要重新找經費。好不容易到省計委要了一個項目,結果被當時的一位院領導擠掉了;到科委要了一個項目,結果另一個院領導又要親自搞。
2002年,55歲的黃河清是植保所在職的惟一研究員,因為搞不到項目和經費,所里動員他內退。“正研究員工資很高,大大超過平均數,而人頭經費就那么一點點。賺不到錢還要影響別人的工資,我也于心不安!彼f。
黃河清介紹,科研經費的10%可以直接獎給拿到項目的個人,另外10%可以憑票報銷作為“公關經費”,所里還要提10%-15%的管理費。剩下的還要包課題組的崗位津貼和獎金。真正用于科研的“有20%就很不錯了”。
水稻所詹慶才副研究員說,他拿到的一個國家課題1年只有3萬元。課題組5個人,因為經費壓力,獎金實際是從科研經費里變相發(fā)出來的,真正用于科研的費用很少。光買一瓶100克的瓊脂糖藥品,就要花掉1000多元。實驗次數不夠,嚴重影響數據的準確性。
科研單位的“形象工程”
在接受采訪的數十名干部職工中,大部分人把農科院的滑坡歸咎于前任領導的好大喜功和盲目投資項目,折騰盡了農科院本來就不殷實的家底。
如土肥所首先辦了個復合肥廠,盈利可觀。但上世紀90年代初辦了農科院沒有知識產權的外行項目如掛毯廠和水稻秧盤廠,第二年就賠得精光,第三年就導致全所發(fā)不出工資。
原子能農業(yè)應用研究所從綏寧縣引進“人才”搞開發(fā),制造“薯粉機械”,結果貸款幾百萬元,虧損約200萬。負責的副所長袁某也因腐敗而被判刑。
農產品加工所書記兼副所長何建新說,特種所成立于上世紀90年代,曾任漢壽縣委書記的原院長左連生從漢壽引進了一名“甲魚養(yǎng)殖專家”陳某擔任所長,但后來一直虧損。到“隆平高科”成立時,已虧損近千萬元。
一方面嚴重虧損,另一方面農科院卻大興土木。從1995年到2002年,房屋基建投資達1.69億元。農科院的面貌煥然一新,6位院領導在辦公樓前每人栽了一棵桂花樹,樹名中都有領導的名字。如“連桂”(左連生)、“榕桂”(田際榕)。
但是,直到2004年,裝飾著半圓高檔幕墻玻璃、屋頂為鋼網架和彩色BPH鋼板的科技交流中心尚未決算。記者在現場看到,這座占地20000平方米、已經花費近2000萬元的龐然大物被雜草包圍?帐幨幍拇髲d里只有幾張乒乓球桌、棋牌桌和球架。側門幾十米寬的玻璃內能看到晾曬的衣褲。
袁隆平院士專心于雜交水稻研究,只是湖南農科院的“名譽院長”,不干涉院里具體的行政事務。但因袁老名氣大,院里什么都借他的招牌!奥∑娇萍紝W院”就是1999年上演的一幕“鬧劇”。
這所學院是農科院與深圳大學吳某合辦的一所民辦大學,承諾發(fā)文憑、推薦工作。但實際上是個自學考試助學班,每次招生只有100來人。加上所開專業(yè)與農業(yè)無關,老師只能從外面聘請。
3年下來,虧損嚴重。到2003年,院里研究決定停止招生,合作方把帶來的舊電腦和課桌之類折算現金,拿走了200多萬元現金,剩下的“固定資產”目前租給了“開智培訓學校”假期培訓少兒。
受爭議的“隆平高科”
農科院的不少職工認為,“隆平高科” 給湖南農科院帶來的多是虛名,而不是實惠。
1999年,“隆平高科”成立,農科院創(chuàng)收效益好的所或所里的能創(chuàng)收的部室和開發(fā)人員,都去了“隆平高科”,剩下的科研機構在市場中幾乎沒有創(chuàng)收能力。
2000年,“隆平高科”上市后,融資近6.94億元,但已違背成立的初衷,資金大部分用到搞房地產開發(fā)和收購全國種子公司,很多不是為了推動農業(yè)科研。
因為是公司化運作,從農科院出去的干部都拿著高薪,每個部門經理可以享受公司10萬元的貼息購車貸款和幾萬元一年的車補,但公司的普通員工的待遇仍然參照農科院的檔案工資!奥∑礁呖啤钡囊晃粏T工說,自己當時到上市公司來還走了后門,沒想到效益越來越差,自己想回農科院。
管理上,隆平高科名義上是上市公司,但沿襲的仍是計劃經濟的體制。首先,人事檔案仍在農科院,其次,從管理層到普通員工,仍是沿襲在農科院的工作對號入座,如董事長是農科院原領導,分公司經理都是農科院的原處長、所長。
根據泰陽證券的年報,2001年和2002年,農科院分紅約700多萬元。2003年的分紅數字院方拒絕提供。但坊間一致認為除了袁隆平院士領導的雜交水稻和另外一個蔬菜種子項目,其余原農科院的部門大部分是虧損的。
由于急于扭轉經營局面,“隆平高科”大量投資其他行業(yè),包括炒股。在泰陽證券公布的2002年報中提到:“2001年公司證券投資收益2020.98萬元,2002年證券投資收益120.48萬元,減少收益1900.50萬元。控股子公司世興科技創(chuàng)業(yè)投資公司虧損1231.20萬元!
關于湖南農科院存在的問題,72歲的付壽庭說,他在1995年就以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身份直接找當時的院長反映過,沒想到愈演愈烈。后來他和一批老同志一直在署名舉報,但并沒引起上面的注意。《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曹懷宇/湖南長沙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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