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常晟

　　11月8日，杜蕾斯照例公布了本年度全球性調查報告，中國人均性伴侶人數從去年的19.3個降到今年的3.1 個，輿論再次嘩然，質疑聲不斷響起。

　　在中國，一份調查報告能每年一次引起所有媒體的關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杜蕾斯做到了。而這次的焦點仍在人均性伴侶人數上——去年人 們在心存不平中質疑“我的那18.3個在哪里”，而今年，人們則在詢問“誰能給我一個性伴侶的真相”。

　　如果說，去年還會有人懷疑杜蕾斯調查的科學性，那么，今年的調查數字已經暗示出調查本身的不科學。但遺憾的是，這樣一份廣受關注的調查為什么缺乏一個權威機構更為科學地進行？

　　而在談性依舊有點色變的中國，杜蕾斯的行為挑戰(zhàn)的不僅僅是科學機構，更是隱藏在每個國人心中的性觀念。

　　杜蕾斯性調查

　　作為全球最大的安全套生產商，杜蕾斯做此項調查完全合乎邏輯。1996年杜蕾斯第一次做全球性調查的時候，名單中并沒有中國。

　　“當時中國還沒有普及互聯網，調查者要和受調查人面對面地進行。在中國人群中，進行這樣的關于性的調查，難度很大，輿論也很難接受。”負責杜蕾斯全球性調查報告公布的媒體發(fā)言人馮鶯女士解釋說。

　　但是，作為一個全球范圍內的性調查，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國一直缺席，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

　　終于，在新世紀來臨的2001年，中國進入了杜蕾斯全球性調查的樣本。當年的調查報告中寫到：“在所調查的2 8個國家中，有70%的中國人只有一個性伴侶，在性愛方面中國人是最忠實的，而美國只有11%的人承認他們只有一個性伴侶。大約有一半(49%)的中國人比較關注艾滋病，只有7%的人從來不用保護措施�！�

　　雖然是第一次涉及中國，但是，當年這個調查結果并沒有引起關注。從2002年開始，杜蕾斯告別費錢又費力的傳統調查方式，采用網上調查。

　　2004年，調查結果“中國人平均有19.3個性伴侶”橫空出世。從北到南，全國各媒體紛紛做了大篇幅報道，網上頭條也頃刻間成了杜蕾斯的廣告專區(qū)。

　　人民網如此評論：美國男人平均性伴侶是6個，女人是2個，咱們難道能超過美國嗎？即使回答問卷的人都是網民，也應該不到19個，很多人在開玩笑吧。

　　杜蕾斯這一百年品牌，伴隨著起伏的質疑聲，第一次在中國如此響亮地“廣告”著。

　　取樣結果難以信服

　　杜蕾斯官方網站上顯示：2005年全球性調查，有來自41個國家，超過31.7萬人參加了這次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關于對待性的態(tài)度和性行為的調查。今年是第9次，規(guī)模比第一屆擴大了4倍。該項目對調查參與者的性別和年齡進行了分析，對全球范圍內人們對性生活的態(tài)度和性行為予以深入而準確地描述。

　　除此之外，并沒有公開調查數據的取樣和分析過程、調查模型等被學者認為是很重要的資料。

　　中國性學會常務理事、廣東計劃生育與性教育研究會副會長朱嘉銘的態(tài)度代表了很多學者的觀點：“科學調查不能當兒戲，若不能從科學的角度解釋出19.3到3.1的變化，是不可以被認定為科學調查的。網上調查隨意性太大，沒有區(qū)分人群，沒有隨機取樣，結果不能取信。”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教授對于中國性問題一直有嚴謹研究，所以他表示，對此結果根本沒有必要發(fā)表看法。

　　據馮鶯介紹：調查是委托英國專業(yè)調查機構進行的，調查數據結果也是根據統計學理論來進行篩選和分析的。這次調查本來有48個國家參加，但其中有7個國家的數據被專家認定為無效。中國有9萬人接受了調查，男女比例持平。

　　馮鶯解釋說：“去年接受調查者中，男性占了絕大多數，這也是19.3個性伴侶的數字偏高的原因，而今年的3. 1個更趨于合理�！�

　　但香港性學會主席李偉儀接受《新世紀》周刊采訪時，卻有另外的看法。她認為，所謂數據上的科學性，主要關乎問卷設定時的客觀性。譬如不設計引導性的問題，不針對特定某個群體而設定不利于他們的問題(指故意設計一些問題，導致丑化的結果)。從這角度看來，杜蕾斯的開卷設計十分中肯，適合世界上不同地區(qū)的人士作答。

　　另一方面，杜蕾斯每年的被訪者都是自愿而不固定地參加，因此所取得的人口樣本，每年也是不同的。由于不同人士的性經驗差異甚大，所以每年都出現不同的結果。不過，如果作答的人數越多，性經驗較為穩(wěn)定和平均的被訪者數目也會越多，即可“中和”一些極端的例子。而且，當此類研究能持續(xù)進行，作答者能抱著平常心去作答，也可以逐漸減少有人刻意夸大數字。

　　因此，只有一些追蹤性的調查(例如每年數千名被訪者均來自同一群體或樣本)，才能保證到數據上的平穩(wěn)。

　　性調查的中國痛

　　杜蕾斯全球性調查之所以能在民眾中激起如此大的波瀾，更多原因恐怕在于涉及了一個“性”字，而調查本身的意義遠不止此。

　　杜蕾斯公司頗受質疑不是因為“性”調查，而是調查缺少“科學性”。而“中國性學第一人”張競生，則遠沒有杜蕾斯幸運，因為“性”，他連做學問都不成。

　　張競生不僅是中國倡導計劃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國性學研究第一人，在中國發(fā)起愛情大討論的第一人。

　　1926年5月，擔任“北京大學風俗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張競生，出版了《性史》第一集，初版印刷1000 冊。書中收集了多篇約來的文章，如小江平《初次的性交》、一軻(即張競生當時的夫人褚問鵑)《我的性經歷》文。

　　在每篇文章之前的按語中，張競生發(fā)表了不少直白坦蕩的議論，諸如每月夫妻之間性交幾次才合適、妻子面對丈夫的調情求愛應該如何既羞澀又大膽之類。

　　這些按語和杜蕾斯的很多調查數據實屬同一個統計范疇，都是在試圖展示國人的性現狀。然而，《性史》出版后僅四個月，便在天津遭禁。隨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區(qū)也被封殺。張競生同時被傳統勢力斥為“賣春博士”。

　　幾乎在同一時代的美國，一位名為海特的女性學家發(fā)表《海特性學報告》，全套書分男人卷、女人卷和情愛卷，主要由被取樣的當事人自述組成。此報告是目前為止，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性學調查報告之一。

　　張競生曾感慨地說：“有人主張節(jié)制生育而被待為上賓，只因她是美國女人；我主張節(jié)制生育被視為神經病，是因為我是中國男人�！�

　　而如今，性不再只是一個可供增加談資的私人話題，更衍變出各種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涉及性健康、性教育等各個領域。社會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自身的性現狀，以圖找到合適有效的辦法來應對這些問題。

　　長期在香港公開探討性觀念的李偉儀表示，內地社會性觀念的開放，與80年代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同步發(fā)生，并以 90年代快速進展。但由于外國的性解放時間較長，很難直接作對比，但可以嘗試把內地和香港加以比較。

　　科學的中外之爭

　　近年來，在網上和學界進行的性調查在中國方興未艾。但是，都面對著同樣的困擾：不僅僅缺乏經費和調查不規(guī)范，而且一個從來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根本問題是調查結果的真實性。即使在學術界，對于性調查真實性問題依然沒有一個清晰的“說法”，所以經常把性調查叫做“假數真算”。

　　1994年10月，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勞曼教授出版了《性的社會組織》一書，被傳媒列為1994年美國十大科技新聞的第四位，被通俗地叫作“芝加哥報告”。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運用嚴格等概率抽樣的方法，對一個2.5億人口的大民族進行性方面的社會調查。僅僅從抽樣的角度來看，它可以相當精確地反映出美國人的性生活狀況。

　　但是很快就有一位生物學家提出質疑。他說：這次調查的結果表明，美國男性在一生中所擁有性伴侶的平均人數，要比女性的性伴侶平均人數多不少。按照自然界的基本規(guī)律，在一個相當大的群體里，除去極少數同性戀者以外，男人和女人的性伴侶人數必然是相等的。否則，男人們多出來的那些性伴侶又從何而來呢？總不能都是妓女或者外國女人吧？

　　這個質疑一出，頓時引起相當大的思想混亂。不僅許多社會學以外的人士以此來徹底否認這個調查，就連一些社會學家也紛紛隨聲附和，試圖用否定這個調查來捍衛(wèi)社會學的“科學性”。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潘綏銘教授主持下，在全國(不含臺港澳)范圍內，對20～64歲的全體居民進行了分層隨機抽樣調查，并于2001年下半年寫出了分析報告。

　　這份報告被很多專家認為是中國第一次隨機抽樣、規(guī)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調查，可與“芝加哥報告”相媲美，其成果在 10年內都具有指導意義。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該報告至今未在媒體詳盡刊發(fā)�！斑@也是杜蕾斯性調查能引起國民如此關注的原因之一，至少說明公眾迫切需要了解這些信息�！�

　　在朱嘉銘教授看來，“何止公眾，決策者更應該充分了解并重視這些信息，以對性健康和性教育問題做出更加有效而及時的措施。這種性現狀的調查可以從宏觀上對各個領域的問題產生正確的指導作用�！�

　　中國式科學調查

　　潘綏銘教授詳細介紹了他所主持的這次性調查活動。據他介紹，調查采用隨機抽樣方法，調查組通過電腦在全國范圍內確定調查層次。再根據層次隨機抽樣，確定調查對象的住戶地址，然后根據隨機抽樣原則，從每一住戶內確定具體調查對象。一經確定，就不能更換或由他人替代。

　　調查工作人員打電話或上門動員，受訪者自行決定是否接受調查，不接受的，做無效問卷處理。此次調查共確定了5 000名調查對象，其中3820人做出了有效回答，占全體調查對象的76%，達到了社會學調查標準。

　　為了確保答題的真實性和調查的科學性，調查組設計了多道測謊題，并采用了多種保密措施。如將調查對象約至就近賓館的房間，同性別、一對一地進行調查；上門動員的人與最終進行調查的人分開，保證調查對象面對陌生人答題；調查人員與調查對象隔離，由被調查者獨立操作電腦，通過按鍵選擇答案。

　　潘教授表示，要“真實地”了解人類的身心活動，所謂“現代科學”其實只有三大類方法可用。第一類是“監(jiān)測”，就是用盡一切辦法，把人類的身心活動當成石頭那樣的客觀存在物來監(jiān)視、檢驗與測量。美國的“泰羅工作制”就是這樣搞出來的。

　　第二類是“證明”，就是用盡一切“證據”，通過推理來確定某個“真實”的存在。這類方法已經被西方的司法實踐推到了極致，甚至達到違背人之常情的地步�？上�，社會學基本上也無法運用“證明法”。一則在大規(guī)模調查中不可操作，二則在道義上，社會調查畢竟不是審訊。

　　只有第三類方法可以為社會學所用，它就是“詢問”。無論問卷法還是個案訪談法，所獲得的資料，其實都是被調查者自己對自己的行為或者想法所做出的說明，也就是被調查者所“主訴”的情況。

　　即使在參與觀察中，絕大多數人類活動所包含的意義，也仍然需要由被調查者來告訴研究者，也仍然是一種“詢問” ，所依賴的也仍然是被調查者的“主訴”，真實性很難保證。

　　如此繁瑣龐雜的調查報告，是杜蕾斯遠沒有想到、更沒有做到的。所以，19.3空降到3.1這樣的情形才不可避免地發(fā)生。

　　遺憾的是，人們關注杜蕾斯的同時，沒能有一個權威機構公布一份有說服力的報告以正視聽。人們依舊在杜蕾斯的調查中疑惑著那突然增加的18.3個和突然消失的16.2個。質疑在無效之后，變?yōu)橐苫�，進而變?yōu)槠诖��?

責任編輯：林彥婷